今年以來，關于新基建的討論始終熱度不減，一直延續到全國兩會上。

多名與會的全國人大代表高度關注新基建，圍繞新基建“如何建”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還提出專門的議案和建議。這種關注的背后反映了代表們對于疫情之下新基建“新作用”的期待。

那么，什么是新基建，新基建在穩經濟上能起什么作用？

5月21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前夕首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兼CEO劉偉通過央視等中央媒體的全球直播平臺，向世界講述了中國新基建。

作為國內知名科技企業的負責人，劉偉是經濟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無論之前任全國人大代表，還是現在做全國政協委員，近年來，劉偉的議案、提案一直聚焦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發展。

“今年兩會，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經驗總結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深感自己肩上背負著沉甸甸的責任。”剛剛從“委員通道”走出來步入人民大會堂會議現場的劉偉表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給他帶來許多震撼和思考，本次會議上，他就調整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方向、加強城市網格聯防聯控建設、加快實現全國公共交通實名制以及數據聯網共享、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加快A.I.新科技在醫療領域應用等五個維度，提出了《關于在新基建投資大熱的背景下調整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方向的提案》《關于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加強城市網格聯防聯控建設的提案》《關于加快實現全國公共交通實名制以及數據聯網共享的提案》《關于切實減輕民營企業負擔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提案》《關于加快A.I.新科技在醫療領域應用的提案》等5件提案。

劉偉說，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國僅僅用了2-3個月的時間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防控效率之高、力度之大，世界范圍內罕見，彰顯了我國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制度優勢。

“當然，毋庸諱言，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我國在社會治理、尤其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之處，這些短板和不足主要集中體現在城市基層網格管理、公共交通、醫療衛生等多個方面。”劉偉表示，在城市基層網格管理方面，目前我國城市網格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精準化水平依然較低。搞人海戰術、人工掃樓、手工填表、物理隔離依然是主要采取的手段。在疫情防控的高峰期，很多基層網格和社區都面臨著網格員和社區工作人員人手不足、效率低下、信息收集不準確等問題。以廣州為例，廣州一個主城區的城中村社區，流動人口就超過7萬人，單一個網格就超過兩萬人，而社區網格員僅僅只有7人，依靠人工的傳統防控方式，顯然是行不通的。

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統一的網格綜合管理信息平臺，基層社區和網格對于人員動態信息掌握不全面；數據更新不及時、信息共享不充分，缺乏統一信息發布、上報機制，存在數據孤島、條塊分割現象；跨區、跨城市網格化管理不能實現聯防聯控，無法實現全覆蓋和軌跡全追蹤，這些痛點都會影響到基層疫情防控乃至日后基層網格管理的準確性和效率，是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而在公共交通領域，劉偉認為，我國目前還面臨著如何實現交通信息流動、共享和溯源的問題。他說，此次疫情暴發之初，如何通過公共交通信息系統追溯重點人群和密切接觸者是控制疫情傳播的關鍵。但是由于出行數據管理分屬各方，數據標準不一、體量龐大，各種交通信息的壁壘并沒有完全打通，給數據的采集、管理、應用及安全帶來嚴峻的挑戰和困難。對于民航、鐵路等已經采取實名制購票的交通體系，我們尚可以通過實名制信息系統進行重點人群的信息采集、溯源和追蹤；但是在地鐵、公交等非實名制城市公共交通領域，各地政策不一、數據標準不一、公共交通存量卡數量巨大、線上登記平臺不統一不完善，并不能及時掌握重點人員的軌跡，等弄清這些情況則為時已晚，錯過最佳防控時間。

在醫療衛生領域，我國醫院信息化、數字化標準建設水平以及區域衛生數據信息聯通水平還有待提高。比如2003年SARS之后投入3000萬元建立的中國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卻在1月20日后才在網絡直報系統中出現上報病例，是否說明醫院信息系統（HIS）很有可能沒有網絡直報系統互聯互通。我國提出醫療信息化建設已有幾十年時間，但各家醫院在建設信息系統過程中缺乏標準指導。

“就拿醫院HIS來說，有的是用Unix系統開發的，有的是用Linux系統開發的，數據結構、硬件接口等都不一樣，甚至有些HIS由多達幾十個不同供應商提供，導致數據兼容和信息交換都成為問題。”劉偉透露，據中國醫院協會信息管理專業委員會數據顯示，完成信息化、數字化建設的醫院中，僅有49.17%與區域衛生信息系統進行了聯通，醫療信息“孤島”的問題還普遍存在。